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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成而缀题”到“先立题后赋诗”

来源:瀚安快讯网编辑:休闲时间:2024-03-28 22:17:14

原标题:从“诗成而缀题”到“先立题后赋诗”

诗经画意关雎 冯远

杜甫诗意图 陆俨少

我们现在的从诗成诗歌都是有题目的,最初的缀题诗歌却并非如此。从命题角度考察,到先南山之目与风记事中国诗歌的立题发展经历了从先有诗后立题到先有题再作诗的两个阶段。

“先有诗而后标题”

《诗经》是后赋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从诗成诗歌305篇。回到《诗经》的缀题历史现场,撇开文本内容不论,到先单是立题题目就很复杂。顾炎武在《日知录》“诗题”条中说:“十五国并无一题,后赋雅颂中间一有之。从诗成”也就是缀题说最初《诗经》十五国风都没有题目,雅和颂中只有极少数篇什才有题目。到先可见那时的立题诗歌,无题乃是后赋主流。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文本每一篇都有题目,但都是因为称引的需要而加上去的。

由谁加上去的呢?顾炎武说:“《三百篇》之诗人,大率诗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篇。”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三百篇》《古诗十九首》,皆无题之作,后人取其诗中首面之一二字为题,南山之目与风记事遂独绝千古。”顾炎武语焉不详,袁枚则明确指出《诗经》和《古诗十九首》各篇题目乃是后人所追加的。尽管两人语言表述不一致,但对先有诗后有题的认同却是一致的。至于诗题字数,两人说法略有出入,当以顾炎武所说为是。《诗经》中以一字名篇的,有《氓》《板》《荡》等;二字名篇的很普遍,如《关雎》《蒹葭》《桃夭》等都是如此;三字名篇的有《麟之趾》《摽有梅》《扬之水》等;四字名篇的有《何彼秾矣》《鹑之奔奔》《君子阳阳》等。至于如何加上诗题,理论化的表述便是“摘字名篇”,也就是以每篇第一句开头几个字作为题目。这样命题,文本固然有了称引符号,但往往由题目看不出诗歌内容。方玉润在《原始诗经》中说“其名多可移易”,也就是换个题目也无妨。劳孝舆则在《春秋诗话》中指出:“学者生千载后,不得起千载以上之人而请业焉。事在渺茫而强为之题,牵诗以就我,则有题已无诗,不如无题而诗尚在也。”

于诞生之初无标题的,从文类上看非独诗歌为然。郭沫若在《读〈随园诗话〉札记》中说:“古时非先有题而后作诗,乃先有诗而后标题。文亦犹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这表明了先秦散体文章、五代与北宋时期的词,多为无题之作。特定时期的诗文无题,自有其历史原因。但是“自《花庵》《草堂》每调立题,并古人无题之词亦为之作题。如观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河,可乎?”对于穿凿附会、削足适履的立题方式,王国维很不以为然,甚至指斥“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

“汉魏以下,有题方有诗”

汉魏之后,中国诗歌经历了一个转捩点,先立题再写诗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创作方式。袁枚将其概括为“汉魏以下,有题方有诗。”清人田同之在《西圃诗说》中道:“古人作诗,先有题而后有诗,未有诗成后以题强肖者。”其中“古人”一词指代不明,细究起来指称汉魏以后诗人才符合“先有题而后有诗”的历史事实。至此,中国诗歌的发展,从命题方式上看,便经历了从“诗成而缀题”到“先立题后赋诗”的转型。

先立题再赋诗,诗歌当围绕题目来写,题目就成为了诗歌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也导致了诗题呈现出随时代发展而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明代周叙在《诗学梯航》“命题”条中说:“魏晋诗人赋咏篇什,无藉于题,特立题以纪辞耳,其语甚简。”“宋齐以往,渐加繁细。”以至于诗题明显变长,不再像《诗经》作品那样局限于短题。而随着诗题变长,创作时间、创作缘起、歌咏对象以及诗歌体制等,都可以在诗题上得到反映。到了唐代,诗题愈加精密。“一诗之意,俱见题中,更无罅隙。其所长者,虽文采不加而意思曲折,叙事甚备而措辞不繁”。“宋人命题,虽曰明白,而其造语陈腐,读之殊无气味。”“元朝诸公承宋旧染,互相传袭,自非确然有识论,不溺于流俗,而或自拔于晋唐者,几何人哉?”宋代诗歌命题遭到贬低,甚至元人诗歌命题的不尽如人意,也被认为是受了宋人不良影响所致。周叙所论,虽然不尽准确,但体现了对诗歌命题特色历时性的综合考察。

需要指出的是,先命题再作诗往往不被看好。袁枚说:“无题之诗,天籁也;有题之诗,人籁也。天籁易工,人籁难工。”袁枚没有道出有题之诗质量滑坡的原因,我个人揣度应该和主题先行有关。清人乔亿在《剑溪说诗》中指出:“魏晋以前,先有诗后有题,为情造文也。宋齐以后,先有题后有诗,为文造情也。诗之真伪,并见于此。”把先有诗后有题归为情造文,把先有题后有诗视为为文造情,尽管有待商榷,但凸显了乔亿对有题诗的贬斥。

“且向前贤学制题”

诗歌立题上卓有建树的作家,在后世看来主要有谢灵运和杜甫。清人曾习经曾道:“漫道凡夫圣可齐,不经意处耐攀跻。后人率尔谈康乐,且向前贤学制题。”谢灵运袭封康乐公,又被尊为谢康乐,其诗歌如何命题可谓小事不小,却值得后人认真揣摩学习。现实主义精神一直潜在地影响着作家,汉乐府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曹操曾借古题写时事,杜甫则突破了古题的囿限,创作了不少直面社会生活的新题乐府。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说:“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尽管杜甫“即事名篇”最早的作品并非《悲陈陶》,而是《兵车行》,但是这样把诗歌创作与现实关怀结合起来,强化了文学的政治功能,影响极为深远,以至元稹、白居易等“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杜甫启发了中唐新乐府运动。《蔡宽夫诗话》推崇道:“老杜《兵车行》《悲青坂》《无家别》等数篇,皆因事自出己意立题,略不更蹈前人陈迹,真豪杰也。”

为诗立题,事关重大。不恰当的诗题,读起来令人生厌。那么好的诗题又如何呢?北宋马永卿在《嬾真子录》中说:“古人吟诗,绝不草草,至于命题,各有深意。老杜《独酌》诗云:‘步屦深林晚,开樽独酌迟。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徐步》诗云:‘整履步青芜,荒庭日欲晡。芹泥随燕觜,花蕊上蜂须。’且独酌,则无献酬也;徐步,则非奔走也。以故蜂蚁之类,微细之物皆能见之。若夫与客对谈,急趋而过,则何暇详视至于是哉?”好的诗题具有明确的规范性和指向性,不但有助于作品趋于完美,还有益于诗歌接受与欣赏。尽管诗以言志,假如因为种种原因,作者不想将己意言明,甚至企图设置理解的障碍,那又如何立题呢?其实不妨以《无题》或以《“题未定”草》名之,李商隐和鲁迅有些诗文就是如此。

《说文解字》中说:“题,额也。”中国古代文论常以人体来喻文章,依照这种思维方式,诗题犹如人的额头,文本内容则如人的躯干。文学作品完璧,端的有赖文本内容与题目相结合,故而题目不可或缺。魏晋以前诗歌无题,今人无须奉为圭臬;魏晋以后诗歌有题,可谓文学进步的表现。题目是作品有机组成部分,既参与了作品意义建构,又对作品价值有重大影响,如何立题,应该是作者关注的重点,也应该是作者着力打造的亮点。

(作者:朱美禄,系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教授)(朱美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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